迈出第一步 就由不得你了
小伙子遭强行取肾牵出地下肾交易网络
胡杰的遭遇像极了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：年轻人被迷醉后在宾馆的浴缸里醒来，发现身边都是带血的冰块。一个纸条放在身侧，上书“借用一下你的肾，赶紧拨打120，否则你会死的”。
惟一不同的是，他醒来时躺在病床而不是浴缸。 因还不起18000元赌债，这个26岁的湖南小伙想到“卖肾”。自第一个联系电话始，他很快陷入一张庞大而严密的肾脏地下交易中介网络；几个月后，尽管他不停地哭泣，表示“真的不想做了”，但仍然被送上一家民营医院的简陋手术台，切掉了左肾。 3天后，他的银行卡里打进了27000元。 被割肾后身体极度虚弱的胡杰，开始了坚定地维权，媒体曝光让这笔隐秘的交易撩起了黑幕一角，但还有更多细节等待厘清。 公开的数据显示，中国每年有100万患者需要肾移植，约30万肝病患者需要肝移植，但每年全国能开展的移植手术不过约1万例。需要器官的人太多，而供体很少，由此滋生了一个耸人听闻的买卖器官市场。 根据《财经》杂志的数据，2007年最高法收回死刑核准权当年，全国肝移植中，1/4来源于活体；而在3年前，这一比例只有0.32％。另一个数字来自一位行内医生。他说，以往活体移植占不到5％，2007年上升至15％－20％，2008年迅速超过一半。 欠了一万八的赌债 胡杰，湖南邵阳隆回县人。作为打工一族，胡杰一家4口分别住在广东的佛山、番禺和广州三地；胡杰平均一个多月回父母那里一次。 去年10月，无聊的胡杰开始跟几个陌生的老乡玩“扎金花”，没几天便输了18000元。老乡要求：如一周内还清，只需2万元；一个月内还，则要24000元。 胡杰没有钱，一个月1000元的工资也不足以救急。他去找父亲，提出“要用点钱”，父亲拒绝了，胡杰默然返回番禺。 他想到了卖肾，开始上网浏览与“肾”有关的信息。百度“肾源”，信息丰富得让他吃惊：“电话、QQ号都有”。 胡杰认为，那些先让他交“押金”的中介是不可信的，一个号码显示为山东的、不需要押金、“说话非常直爽”的卖肾中介人“刘哥”获得了胡杰的信任。他们谈好的价格，是一只肾4万元。 这天是2010年10月25日。10月28日，胡杰带着100元到达山东济南，在车站见到了“刘哥”和“杰哥”。
“十几个和我一样的年轻人” “刘哥”和“杰哥”把胡杰带到他们驻扎的山东省齐河县的一间大套房里。 套房里外两间属于4个中介人的地盘，作为“供方中介”的大哥们住在床上，两张地铺上住着十几个年轻人。“刘哥”告诉胡杰，（他们）都是走你这条路的。 胡杰住里间地铺，和他挨着的是一个来自陕西西安的18岁男孩。男孩说，家里就他一个孩子，母亲没有工作，父亲下岗了，还生着病，他需要钱给父亲看病。 同屋住的还有来自河北等地的，谈好的卖肾价格并不一致，有4万的，也有6万、8万的。“刘哥”和“杰哥”警告他，不要和别人多说话。 第二天，“刘哥”带胡杰等几人到县第二人民医院做体检，项目是血常规、尿常规、彩超、双肾大小等。胡杰说，他看到“刘哥”和医院的人非常熟，一个医生用带点揶揄的口气问“刘哥”：“你又带这种人来了？”胡杰还听到，“刘哥”是和这家医院有关的什么“协会”的成员。 胡杰的尿检没有通过。回来后大家都安慰他，没事的，多喝几碗水就好了。胡杰连喝了4大碗水，次日，尿检通过。而后，“刘哥”把胡杰的血液配型发到了网上。 但是，对割掉肾脏的恐惧开始占据胡杰的内心。看到一切顺利，他突然想跑。配型发出后第三天，“杰哥”和“刘哥”说要出去接一个宁夏来的人。胡杰故意弄破衬衫，说要“下楼补一下衣服，10分钟就回来”，然后下楼打车飞速逃离。 “刘哥”不停地给他打电话，骂他，让他赔偿吃住、检查的花费，“血液配型就花了1800元”。胡杰只好说：“刘哥，我对不住你。” 胡杰说，他在齐河住了4个晚上。5天的时间，房间里等待卖肾的人有来的有走的，始终有十多个。
犹豫—逃离—返回—被胁迫
辗转逃回广东的胡杰为躲债，不敢留在番禺，就到广州白云区做工。不过，他的卖肾心结并没有去除。他只是害怕手术，但他显然更需要钱。 “刘哥”时不时会打电话来，告诉他和某个人配型成功了，又说和郑州的一个患者配型非常好，他都推说有工作没去。12月，对方又说和山西的一个人配型达到了“4个点儿”，“你快来吧！”——胡杰终于再一次去了。 2011年元旦，胡杰到达山西临汾，“刘哥”没来，他的同伴“小王”来火车站接的胡杰，并时刻不离地指引胡杰，直到手术后消失。 1月1日上午11点左右，在临汾市区圣源大酒店门前，“小王”带胡杰和患者中介、患者本人见了面。患者自称是临汾本地人，公务员，患尿毒症一年时间，病没治好，却被骗去了几十万元。 次日上午，“小王”和患者中介“邱哥”等带胡杰到临汾市人民医院做血常规、尿常规、心电图等检查，下午又开车去了河南郑州，做进一步检查。 胡杰曾问“小王”为什么不就近一点去太原，“小王”和患者中介说，他们常在郑州这边做，比较熟悉。 检查结果次日传真到临汾。这时，医院中介也出现了。供方中介、患者中介、医院中介三方聚在一起商定：这一天胡杰先不要吃饭，时刻准备手术。分头去联系后，房间里只剩下“小王”和胡杰。 但这一天没有手术。胡杰又开始忐忑。 晚上，“小王”不断抚摸自己腰间的伤口，不时表现出难抑的痛苦。原来，“小王”也是两个月前刚卖掉左肾，现在是伤口疼痛。亲眼看到如此的痛苦，胡杰当即提出：我不想做了！ “小王”异常愤怒，他马上打电话给“刘哥”。次日，“刘哥”赶到临汾，威胁胡杰，“不想做你会走不出临汾”。 这一天，三方中介和一些不认识的人达十多人在一起，胡杰试图从宾馆再次逃走，但没有成功。
1月6日一起床，胡杰的手机、身份证和银行卡就被收走。下午3时左右，医院中介来电：“把胡杰带过来吧”。胡杰被带到简陋的、“像一个乡镇卫生所”的长良医院。 胡杰竭力表现出他最后的抗争，说：“这么破的地方不是要老子的命哟！” 到医院后，胡杰和患者又一次见面，胡杰在患者面前哭了半个小时，说不想做了。患者也同意不做，并表示此前的费用不用胡杰承担。但在患者中介“邱哥”等人愤怒的劝说工作后，胡杰和患者的决定被宣布无效。 傍晚，在长良医院三楼，三方中介和主刀医生“李教授”在屋内磋商，胡杰坐在屋外等候。这期间他两次溜下楼企图逃走，但门口都有医院中介的车辆和人，他连楼门口都没有走出去。
1月6日晚9时，胡杰被主刀医生、护士长和麻醉师推进手术室。
27000元，一只左肾 “手术室在三楼，一张手术床，暗乎乎的一点灯光。我一进去，两女一男三个人（护士长、麻醉师和“李教授”）就麻利地把我剥光了，内裤都没剩。麻醉师迅速给我打了.，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”胡杰这样讲那晚的手术经过。 胡杰醒来时，他已经失去左肾，左腹部留下一条十几厘米长的弧形刀口。他发现自己躺在长良医院二楼的病房里，打着点滴，盖了两床被子，却仍冷得发抖。所有中介人员都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他的个人物品留在病房。 护士长曲娴（音）进来看他，胡杰向她询问他的钱。曲娴说：“你都成这样了，钱他们不会少你的。”果然，不久他就收到短信提示：他的卡里被存入27000元。 这不是此前商定好的“4万元”，但胡杰已经没有心力去追问这事。 接受胡杰左肾的患者在三楼病房，不过在胡杰还没出院时，他就消失了。他们最后一次“站在一起”，是术后两人都曾向医院要“一份协议”。但曲娴明确告诉他们：这里从来什么都不会出具，一张纸条也不会。在这次见面中，胡杰得知，患者为这个手术“花了30多万”。 手术后，胡杰在长良医院住了7天，然后一个人挣扎着回到广东。他没敢把这一经历告诉父母。
胡杰术后一直觉得伤口一阵阵地疼痛，小便不正常，走路直不起身来。在请求长良医院收治无果后，他在网络上公开自己的遭遇。2月13日，他向山西省卫生厅反映此事。 2月16日，山西省临汾市卫生局通知长良医院停业整顿。 2月17日，胡杰向媒体披露他的经历。2月24日，凤凰卫视“社会能见度”栏目播出“卖肾风波”。次日，胡杰父亲得知情况，一跤跌在床下，划破了左眼眶。 3月5日，胡杰应山西方面卫生和公安部门安排，来到临汾，对相关地址和人物进行指认。 3月7日，胡杰参与的肾器官交易一案在临汾市公安局直属分局立案，进入侦查。知情者透露，护士长曲娴已被羁押，而医院院长陈新安、麻醉师和主刀医生不知去向。器官中介们已被警方锁定但尚未归案。 事件刚暴露时，山西省卫生厅和临汾市卫生局都曾告诉胡杰：这是护士长曲某的个人行为，与长良医院无关；而且，“护士长等人都跑了”，一些事情要胡杰“自己承担”。 如今，临汾市卫生监督执法大队负责人张斌说，长良医院已经出具材料，承认胡杰的手术确实是在他们医院做的——此前，医院甚至不承认胡杰在此做过手术。长良医院也被责令停业整顿，不过依据是“存在非卫技人员执业”和“超范围开展诊疗项目”，而不是参与买卖人体器官。 事实上，在2010年10月左右，这家台湾人投资开设的医院就被曝做过两例“换肾”手术，都被反映到山西省卫生厅，卫生厅又让临汾市卫生局去查，但因为找不到有关手术的任何线索，结果不了了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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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1-3-30 13:34: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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